学贵知疑
陈漱渝
人们常说:书籍是人类精神的资源，进步的阶梯，生活的风帆，可谓言之不虚。人的知识大多来源于间接经验，而书籍正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。
但是，任何时代的任何书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，需要我们阅读时采取一种辨析的态度。比如，要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，不能不读以“文直”“事核”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著称的《史记》。但当代考古成果证实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关于项羽“掘始皇帝冢，私收其物”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。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，不能不阅读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。但这部中国古代药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中，也有内容的失误，引文的错讹。书中对于有些语源的考证更是令人啼笑皆非。比如“琥珀”，原系叙利亚语或波斯语的音译，而李时珍却解释为“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”。文化经典尚且如此，更遑论其它著作。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就是基于这个道理。
随着现代科技手段(如录音、摄像、电脑)的不断更新，在上世纪中叶，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兴起。它纠正或
丰富了文献记载的内容，填补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，真可谓功莫大焉！然而，由于访谈者的误导，或口述者的记忆扭曲，口述史料尤其需要辨伪存真。仅以有关鲁迅的口述资料为例，不仅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说法可能大相径庭，而且同一人对同一事的说法有时也前后不一，常常以今日之手批昨日之颊。我手头刚好有一本新出的《新文学史料》，其中辟有“施蛰存专辑”。“专辑”中提供了张芙鸣先生的一份访谈记录:施先生说，1933年他跟鲁迅论争时一开始并不知道“丰之余”就是鲁迅的笔名，后来坚持进行论争，仅仅是“年轻气盛”。而同一“专辑”杨迎平先生的访谈记录，却提供了施先生的另一种说法:“知道，一开始就知道‘丰之余’是鲁迅，鲁迅的东西闻都闻得出来。”这里出现了两种说法，究竟是口述者的问题，还是记录者的问题？
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云:“为学患无疑，疑则有进。”(《陆象山集·语录》)有人将此语引申为学贵知疑，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。对于阅读者而言，这种怀疑精神不仅是一种治学之道，而且是一种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唯崇实的品德节操。人缺乏这种素质，怎能读书治学乃至立身行事！